权利无小事，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行政机关应分别作出加处罚款和按日连续处罚的决定，按照各自的程序步骤依法实施，促使加处罚款在非诉执行中具备单独的可执行性。
[48]在行政法中，一般否认了行政意思要素的存在，如果法律规定行政应为行为，行政执法人员就只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27]如果说，现行法律是一张由过去的立法决定和司法决定或习惯法的种种传统所构成的不透明网络的产物,[28]那么，法律这种行为规范所具有的先天的滞后性，往往无法为新出现的事物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
很明显，行政许可期限是一项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影响巨大的事项，行政机关未告知许可决定与未告知相对人许可期限，其结果反差是极为明显的。[29]参见陈金钊:《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3页。[36]尽管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仅适用于那些主观故意的行政行为，但这些行政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也要存在不当,而且这种不当还不能是一般的不当,一定是要达到明显不当的不当,法院才可以审查，这是行政裁量审查中司法权介入行政权的根本界限所在。然而，核心的问题在于，2014年行政诉讼法在增加了明显不当标准的同时，将其与滥用职权并列为行政裁量的两个独立审查标准。最后，对故意中认识内容的判定，其实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对行为结束后的具体因果发展进程有明确的认识，只要行政执法人员对行为不当性的认识无误，则不论因果流程发生何种偏离，均不影响故意的成立。
(一)两项标准关系的学理之争长期以来，滥用职权一直被认定为是一个以审查意图和目的为主要内容的主观面向的审查标准，甚至只有主观上的故意才可构成滥用职权,而主观上的过失并不构成。但其并未说明什么是平等或不平等以及如何的相同或不同的对待处理。林来梵教授在规范宪法学的框架内提出现行宪法应当包含三大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民主主义原则和法治主义原则。
我国宪法学界有学者如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一书就将宪法原则列举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议行合一原则等，对与宪法原则性质和作用有关的问题概无涉及，只是满足于列举式的说明，没有有效地证明宪法原则概念存在的正当性和自身的确定性。由此可见，在实践层面区分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必须具有可识别、可操作特性的参照物，而不能是模棱两可的概念。从宪法原则的法律功能来看，必须通过原则的规范化和具体化，最终转化对人们行为具有拘束力的宪法规则。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三）宪法精神是一种应然的的宪法原则或宪法规定作为可以通过归纳、演绎、推导等法理方法被发现的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的宪法精神，其被发现的过程需要一定的行宪技术，特别是宪法文本解释技术。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不论是宪法序言，还是宪法正文，抑或宪法修正案或者宪法附则，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的。
在宪法实践中，由于宪法精神这一概念在广义、狭义两个层面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因此其在实际应用中缺少规范性内涵，无法保持概念本身内涵的同一性。这表明，应当认真和谨慎地对待宪法精神，要注重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所蕴含的宪法原理中，寻找和发现宪法精神的法理线索，而不能满足于对宪法精神概念的形式化借用。这一论述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作为依宪立法中的宪的存在形态，是对宪法这一根本法现象存在形态的科学把握，也是对立法依据的精准界定。故在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因为有了宪法原则这样宏观层面的宪法概念，其基本上覆盖了宪法精神的概念功能，所以宪法精神既没有成为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的显性概念，也没有与宪法原则相对应来体现自身的内涵和外延。
党的领导原则在现行宪法中没有具体的条款来加以细化，但中央在政策层面已经提出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具体要求。从概念的形式逻辑特征来看，作为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相并列的宪法精神，为了保持自身的内涵与外延的独立性，必须区别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附则是关于宪法文本生效的时间以及修改方式、过渡条款等的规定。如果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在宪法规定之外无法确定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补充价值，那么对很多被审查对象是否存在违宪问题就无法作出有效的宪法判断。
其性质接近于决定宪法规范实质内涵的宪法原理。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三、实践层面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的形态区分方法及其意义在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宪法原则是一个与宪法规范相对应的概念，基本内涵是决定宪法规范的规范。宪法内涵是可以通过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两种形式表达出来的。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应当说，以政策性的语言来笼统地表述立法的依据，把宪法精神作为立法的依据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指引作用。例如，《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强调指出：我们要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为契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与宪法文本中表现为宪法规范的宪法规定不同的是，宪法原则不能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只能够对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范起到规范方向上的指引作用。作为抽象的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是解决宪法规范之间价值矛盾的宪法规范设计标准，其存在的价值功能是要保证宪法规范的价值统一性和对人们行为指引的规范实效性。由于《工作办法》已经将宪法精神正式纳入合宪性审查的法律依据，因此，对政策指引和法律实践层面出现的宪法精神一词必须给予法解释学上的详细说明，才能赋予宪法精神相对于宪法规定所具有的确定性内涵。
因为何时将宪法原则作为与宪法规定相对应的审查依据，何时将宪法精神作为与宪法规定相对应的审查依据，这个问题如果在法理上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那么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必然会给审查机构带来审查依据鉴别上的困惑。然而，《工作办法》在确立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首次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
因此，宪法首先是一种价值法，宪法对人们行为的要求往往体现为应然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简单地以客观的、可视化的法律上的利益表现出来的具体需求。从弥补合宪性审查依据缺陷的角度来看，宪法精神这一概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解决合宪性审查问题的实效性。
由此可见，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是对既往宪法应然价值的肯定和确认，而没有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精神则意味着有待被发现的宪法价值，体现了宪法作为应然法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在宪法规定之外，增加宪法精神作为补充性的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制度设计完全符合宪法原理。
合宪性审查 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以下简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一文中有6处涉及宪法精神一词。例如，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从历代思想家关于法的精神和宪法精神的探讨方法来看，在法理逻辑上可以认为宪法精神系蕴藏在宪法背后的物质或精神因素。例如，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法规备案室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作为阶级社会法律现象宪法的本质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注重从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的维度来认识宪法的本质。相对于宪法规定来说，宪法精神必须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才能形成关于宪法内涵的有效认识，宪法精神无法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加以识别，只有通过专业的宪法学知识才能予以揭示。
宪法文本具有直观性，可以有效地加以识别。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强调的是宪法的行为规范特性。
关于宪法原则到底指什么宪法学界作了一系列探讨。（二）区分宪法精神与宪法原则的核心标准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一书从合宪性审查工作实践维度出发，将内涵上具有内在联系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区分为两种宪法现象，那么在立法和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如何发现宪法精神？如何证明通过归纳、演绎和推导等法理方法提炼的宪法精神具有被众人接受的公共性？宪法精神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间是何种法理关系和实践层面的联系？这是当下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法理难题。
由于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特性，因此如果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无法解决当下社会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就必须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提供与时俱进的宪法精神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由于宪法规定内容庞杂，而在现实生活中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宪法规定与合宪性审查对象之间往往很难直观地形成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以便合宪性审查机构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精神是指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相对应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精神，而不是指泛泛意义上仅仅用于学习和宣传宪法的广义上的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是抽象的宪法规范，或者说是确立具体宪法规范的依据，是规范的规范。
对照《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中从宏观层面表述的两处宪法精神，从法理逻辑上可以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规范层面上使用的宪法精神只是在宏观层面上使用的宪法精神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从宪法内涵的形式出处来看，所有在宪法文本中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都可以视为宪法规定。
如果要在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寻求新的立法依据或合宪性审查依据，那么必须证明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存在明显的缺陷，而这种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是宪法文本本身无法弥补的，故需要通过发现宪法精神的方法来对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所存在的制度瑕疵和价值缺陷进行必要的修补，从而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在宪法实践层面，作为立法活动依据的宪法与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从宪法学知识有效性的角度来看，传统宪法学上表述宪法实质内涵特征的概念和术语，必须围绕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来确定自身的内涵及意义。能够在宪法文本外发现宪法精神，是与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应然法的法律特性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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